包拯的真实样子 真实的包拯
文艺合肥
历史长河中，能被绝大多数人记住的人，包拯算是一个。已化身“青天”的包拯，人们的口耳相传，并在戏剧舞台上活跃。那么，一个真实的包青天又是怎样的呢？
现实中的包拯没有离奇的身世，既不是黑脸怪胎，也没有什么兄嫂。那是大宋真宗咸平二年(999年)的一天，安徽合肥的包府一片喜气洋洋，因为39岁的包进士终于如愿以偿，夫人为他生下一子。这名婴儿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包青天，由于前两子早夭，三子包拯就成了家中的宝贝。
(资料图片)
生于官宦世家，必然要通过科举追求功名，29岁那年，皇帝点了他的进士，同榜的还有文彦博。包拯被任命为建昌县知县。可是，因离家太远，年迈的父母舍不得这个宝贝儿子。为了不让双亲为难，包拯干脆推掉官位，在家专心侍奉二老，这一侍奉就是10年。其间，父母相继去世，包拯守孝在家。为此，司马光、欧阳修等人的笔下夸奖了包拯的孝行——“少有孝行，闻于乡里”。10年后，已人到中年的包拯才走出家门。“清心为治本，直道是身谋。秀干终成栋，精钢不作钩。仓充鼠雀喜，草尽狐兔愁。史册有遗训，毋贻来者羞”，这是他在进京途中为自己写下的官场座右铭。
包拯的第一份差事是天长县的知县，在天长任职期满后，包拯升任端州知州。端州是产名贵砚台的地方，端砚最受士大夫珍爱，是时髦的雅器，也是每年要进贡给朝廷的土特产。地方官员在“贡砚”之外，还索要数十倍的数量，用于打点各级官员，这一潜规则在当地流行多年，无形中加重了百姓的负担。包拯上任后，高调破除了这一潜规则，规定“贡砚”之外，不得多征一块砚，违者重罚，并表态自己绝不贪求。此事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。3年知州期满后，包拯离任，果然“不持一砚归”。“清廉正直”四个字，从此伴随包拯一生。
这件事传到京城，皇帝大加赞赏，任命包拯为监察御史，负责监督百官，这无疑给了包拯一个发挥特长的平台。他也确实表现出了作为一名谏官的素养，在内政外交上提出许多批评意见，因善于弹劾，时人称其“包弹”。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件事。
其一，弹劾张尧佐。张尧佐平庸无能，因是宋仁宗爱妃的伯父，所以一升再升，权拜三司使，掌管财政、人事等实权，遭到朝臣非议。包拯联合其他谏官一起弹劾，然而，宋仁宗却力挺张尧佐，张的职位不降反升。包拯3天之内再度弹劾，结果，君臣之间起了冲突，仁宗一意孤行，再次提拔张尧佐为“宣徽使”。这下可引起了公愤，招来包拯、陈旭、王举正等7位大臣的猛烈抨击，包拯甚至和仁宗面对面交锋，言辞激烈之时，唾沫星子溅了仁宗一脸，气得仁宗拂袖而去。迫于众臣之势，宋仁宗不得不作出让步，同意外戚不得担任“两府”的建议。皇祐三年(1051年)，给张尧佐去掉一些职务。以包拯为首的谏官们，在与外戚的斗争中，取得胜利。仁宗公开宣布“自今后妃之家，毋得两府任职”，对避免类似汉唐外戚专权、祸乱朝政的历史悲剧重演，起到了一定作用。
其二，弹劾宰相宋庠。宋庠是宋代为数不多的状元宰相，皇祐八年(1049年)，他与名臣文彦博一同拜相。两年后，这位状元宰相不作为，引起包拯不满。包拯弹劾宋庠的理由是：“固位无耻”。平心而论，这一理由有些牵强，清代学者冯景在《包拯集校注》一书中含蓄地点明，包拯弹劾宋庠，有与自己的同榜进士文彦博结党的嫌疑，他对宋庠的指责是铲除异己的借口，宋仁宗也认为“包拯阴结文彦博”是事实。这起事件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，文彦博被贬谪，包拯请求外调，出京4年。
从外官调为京官，把包拯放到御史的位子上，宋仁宗给自己找了个“麻烦”，当然也可以说，是他成就了“包青天”。
没有王朝与马汉
1056年，包拯被调回京城开封，掌管开封府，终于，与传说“对上号”——开封有个包青天。然而，包拯坐镇开封府总共一年多的时间，他的身边，既没有张龙赵虎、王朝马汉，也没有龙头铡、虎头铡、狗头铡，而砍国舅脑袋、杀负心驸马、铡亲侄子包勉、打皇后銮驾等出神入化的故事情节，就更是没影儿的事了。
如果非要在开封任上给他找出点“名堂”，有一件事够得上标准。开封城里有条惠民河，屡疏不通，雨季涨水，淹了南半城。包拯一调查，发现是因为达官显贵们占用河道两岸，修建豪宅，在河道中堵水建公园，导致河道不通。包拯一声令下，全部清除，结果，“人患”一除，水患消解。这一举动，被京城百姓传为佳话，有“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”的谚语。包拯在开封府任上，铁面无私，秉公执法，维护了京城的治安，名声更盛，赢得了“青天”的美名。
其实，包拯的主要政绩并不在开封府，也不在英明断案，而是在一年之后，61岁的他被提拔为三司使，也就是之前张尧佐担任过的那个职位。包拯通过经济财政改革，为全国百姓做了件大好事——改“科率”为“和市”，免除部分地区的“折变”，切实减轻了百姓负担。两年后，拜枢密副使，又过了一年，也就是嘉祐七年(1062年)，包拯病逝。京城百姓莫不哀伤，宋仁宗停朝一天表示哀悼，并亲自到包家悼唁。看到他家徒四壁，衣服器用饮食仍如当年没做官时，仁宗不禁感慨落泪。
化身成清官文化符号
时代愈后，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，这一规律很典型的一个，就是历代对包拯的“神化”过程，时代越往后，加在包拯身上的传说故事越多。
首先，儒学经过五代动乱时代的衰微，到了宋朝，重振儒家伦理，“君君、臣臣”重回道德正规，因此，宋朝奉行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，而这一政策的成熟则是在仁宗时代。包拯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司马光、苏轼、范仲淹、文彦博等一大批名臣的出现，灿若星辰。也只有在士大夫精神高度张扬的时代，才能容得下包拯。他为官27年，升迁26次，在三年一迁的惯例下，不能不说是一个官场奇迹。在此氛围下，历史便选择了包拯这样一个有节操、名气大、人缘好的官员。他死后不久，就被推向神坛，许多其他官员的一些优秀事迹也被移花接木，加在他身上。
其次，当时，宋代经济催生了瓦肆等娱乐场所和话本小说，包拯恰逢其时，成了话本、公案小说创作者首选的塑造对象，杜撰和虚构的成分越来越多。宋朝灭亡后，元代戏曲、明清小说，都需要包拯这样的创作素材，不断推陈出新，一个文学的包拯越来越饱满，而一个历史的包拯越来越淡化。
再次，宋元以来民间文学催生“清官文化”，由于下层百姓的衷心企盼和官府的着力宣扬，清官成为民间渴望。包拯化身“青天”，成为“清官”文化符号之一，他本身是谁，已经没人关心，也不再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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